还有其他实现上述解释的限权意图路径吗？宪法第62条第（11）项规定全国人大拥有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权力，似乎可以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切职权包括刑法修正权给予制约，但是，因为缺乏明确的标准，恐将难以实施。

其三，该条款仅受自身但书条款的限制，[20]但书条款是一个隐含着绝对保护逻辑的限制条款。因此，将现行宪法第35条解释为源自人民主权理论的政治自由条款，既符合历史上制宪者的规范意图，也符合强化对国家公权力民主监督和制约的客观目的，是更为妥当的解释方案。

将宪法第35条解释为源自人民主权理论的政治自由条款既符合历史上制宪者的规范意图，也符合强化对国家公权力民主监督和制约的客观目的。三、我国宪法第41条兼具个体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双重属性 徐文指出我国宪法第41条不但是言论自由条款，而且是一个以人民主权理论为基础的政治自由条款。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5]参见张志铭：《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的表达自由》，《环球法律评论》2000年第4期。同时，该学者认为我国当前批评公共事务或官员的言论容易受到严格管制，而贬损他人名誉、隐私等民事法益的言论却被宽容以待，其根本的原因是对言论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性质、功能及其规范性含义存在某种根本性误解。

因为当我们谈及某条款时，往往所指的就是该条款规定的内容，而不是其他。[12]徐文在探讨宪法第35条性质的过程中区分了条款本身的性质与条款内容的性质，指出宪法第35条的性质和它所保护言论自由的性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认为条款的性质是由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决定的。四中全会要求进一步完善司法职业保障体系，建立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促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其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法官、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

《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就规定：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院长、副院长、庭长有权要求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报告案件进展情况和评议结果：(1)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审判长除承担由合议庭成员共同承担的审判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以下审判职责：(1)确定案件审理方案、庭审提纲、协调合议庭成员庭审分工以及指导做好其他必要的庭审准备工作。[3]《习近平：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人民日报》2015年3月26日。如果扭曲司法责任制，必将导致司法民主制破产。

比如，这几年陆续发现的冤案，哪个是法官个人能负得了责任的？都是由国家赔偿、国家负责。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

[22]基于程序之治的观念，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试图把一切法律现象都还原为程序法。落实司法责任制，必须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这种责任实际上是一种角色义务。根据《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审判责任的范围限于：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三是因没有做好分内之事(没有履行角色义务)或没有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如违约责任侵权责任赔付责任等。关于建立和完善司法责任制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司法责任制，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是必须牵住的‘牛鼻子[1]。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在2016年7月18—19日召开的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也指出，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石，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必由之路，对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政法领导干部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坚定信心和决心，当好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领域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利益格局，‘伤筋动骨在所难免拿破仑时代是这样的，德国法时代也是这样的，现在也是这样的。

早年开始学习法律的时候，一看课表最先发现的问题就是，这民法的课怎么这么多？。但如果有人受到名誉上的侵害，最好是得到赔偿之后就结束，可别再要求去消除影响。

不说别的，评职称投票，民法专业的人可能就会占很大的便宜。一种以《日本民法典》为代表的源于客观条件的限缩。

《瑞士民法典》是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那么，中国在面对民法扩张的这样的世界潮流，应当如何选择？目前，中国的民法学界的情况是主张扩张观点一边倒，好像还没有人说到民法需要限缩。民法的体系需要完整和协调，民法与整体的法体系当然更需要完整和协调，因为法体系整体本身必须完整和协调。因此，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如何综合考虑人格权保护与救济的制度设计，便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应当加强公民法治教育，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准，自觉抵制落后腐朽文化侵蚀，形成对黑恶势力人人喊打的局面，使黑恶势力无处藏身。旷日持久的民法诉讼背后需要巨大的社会成本。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具有鲜明的问题指向。黑恶势力向新行业、新领域扩张，如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

要铲除黑恶势力，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要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因此，对每一起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案件，都要及时深挖其背后的腐败问题。

十九世纪后半页后，人类步入了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预防打击黑恶势力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政法委、纪检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公检法机关、政府各部门等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综合运用治安、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协同管治。

当我开始研习民法之后才知道，民法的内容的确太多了。关于劳动合同，这个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无用的条款。因此可以说，造成如今民法如此庞大的大民法的罪魁祸首就是《法国民法典》。

这些并不是民法可以做到的，必须依靠行政公权力的介入。对此，可能有人会说：民法也有惩罚性赔偿，不见得就一定得依靠刑罚。

《法国民法典》制定时，将关于整个与市民社会相关的内容都放到了一起，导致民法这一部门法出现畸形的扩张，成立了一个最庞大的部门法。反观历史和当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法治为前提大兴法制（法律制度）建设，而直至今日，随着大量的法律的出台，给人们带来更为困惑的问题不再是没有法律，而是法制度之间的重复和龃龉。

因为等法院对被害人的请求作出判决时，可能侵害早就已经发生完了。再从私法调整的角度看现行法是如何对私权利之间的进行调整的，陈述自己最近对民法典立法研究中的一点感悟，以求方家指正。

因此，该体系的构建也不是民法完全可以解决的。但民法里能够真正起到警示作用的主要是损害赔偿，而它无法与刑罚，以及行政法处罚相提并论。应当重视制度建设，加强日常监管，堵塞管理漏洞，完善监管制度措施，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依法打击黑恶势力。其次是加强地方党委政府的组织保障作用。

在工业经济社会的背景下制定的《德国民法典》，在《法国民法典》的基础上对民法作了更进一步地扩张。[④]例如，王利明教授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就提到过民法上预防和救济的关系。

它必须要行政公权力介入并进行监控、监管，确保互联网良性发展。别的部门法上个一两个学期就结束了，可民法让人感觉是没完没了。

比《意大利民法典》更厉害的就是《荷兰民法典》的大规模修改，好像现在还没有完成，因为内容太庞大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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